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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追尋心靈的“天邊外”

甘孜日報    2019年04月12日

文學沙龍活動現場。

作家潘敏朗誦《時間的舞者》。

作家徐元恵與大家交流。

       ◎本網記者 唐闖/文 蘭色拉姆/圖

       導言

       2018年,因為性丑聞事件,因為泄露獲獎名單給博彩公司,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將不會在2018年頒發諾貝爾文學獎,保留到2019年一起頒發。

       諾貝爾文學獎的“停發”,不僅令諾貝爾獎卸下了光環,作為西方中心的產物,諾貝爾獎因丑聞令其權威性掃地的同時,也給一百多年來評判全世界文學創作的西方標準的“唯一性”打上了問號。

      與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的一百多年相對應的,是中國自近代以來被迫打開國門,在與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尋找民族獨立解放和文化復興的歷程。在民族獨立解放的道路上,我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獨立自強的發展之路;在文化復興的道路上,在與西方優秀的文藝作品的碰撞之中,中國開始了自己的現代及當代文藝創作的探索之路。一百多年來涌現了不少優秀文藝作品,卻始終沒有諸如《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這樣的曠世之作問世。

      2019年,當代畫家葉永青長期抄襲比利時畫家克里斯蒂安·希爾文繪畫作品的事件引發了中國當代藝術創作領域內的一次山呼海嘯,輿論一片嘩然。

      當諾貝爾文學獎走下神壇,當我們遭遇葉永青抄襲事件,這個時代正在深情地呼喚滌蕩心靈的作品,呼喚獨屬于中華民族心靈的詩學作品。上世紀八十年代楊煉、江河開創了長詩便開始了中國現代詩學的創新之路,海子窮盡生命努力將中國長詩推向史詩未果,之后是楊煉的《敘事詩》將中國現代長詩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然,長詩本質上還不具獨立的詩學價值,長詩必須到達史詩才可能是攀上了詩學之高峰。然,什么樣的史詩?2017年,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出現,便有了必然的結果。

      序

     2017年,我州詩人楊單樹歷經死亡、深淵中的掙扎,完成了跨越千頁的宏大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2019年,楊單樹因該部詩作獲得2016——2018年度“當代國際漢語文學大獎”。 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也將于今年由國內知名的三聯出版社出版并隆重發行。

      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一經傳播,當即引來了權威詩歌評論家、知名詩人的關注和高度評價,熱愛詩歌的人們通過微信、電話與詩人楊單樹交流。

      尚未和詩人楊單樹謀面的倫敦大學全球媒體與跨國傳播碩士研究生靳黎明不僅被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深深震撼,更是朗讀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的部分篇章,并發布在“為你讀詩”的社交平臺上,與更多人分享。

      而這部詩集更是在詩人楊單樹所在的康巴高原以及他的學生當中引發了精神上的共鳴,他(她)們時不時來到瀘定縣小板場,與詩人楊單樹見面,講述自己閱讀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的感動乃至由此引發的對文學的思索。

      2019年3月20日,在康定,《甘孜日報》副刊《康巴周末》以“讀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追尋心靈的‘天邊外’”為主題,舉辦了一期文學沙龍。

     現場

     在此次文學沙龍中,被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的詩句觸及心靈、被我州詩人楊單樹歷經30年生與死的掙扎創作文學作品的精神感動的甘孜州作家及文學愛好者,以朗誦和分享閱讀體驗的方式,在交流和碰撞中講述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帶給他(她)們的啟示、對文學的思考。

     康巴女詩人梅薩以“四個意想不到”,拉開了文學沙龍的序幕,講述著她眼中的詩人楊單樹和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梅薩描述著上世紀80年代,她初見詩人楊單樹時他穿的那條發白的牛仔褲及他的一頭長發,她意想不到詩人楊單樹當年放棄成都的大學工作走進康巴高原尋找精神家園的“率性”、那份對生活、對文學的至真至情至今未變。

      梅薩意想不到,詩人楊單樹用詩歌的方式對自己的“文學夢”作了一個長達上千頁的表達。梅薩把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稱為一個人文學信仰的史詩表達。她表示,正是詩行中傳遞出的這份執著深深打動著自己。梅薩說,當年,正是在詩人楊單樹擔任《甘孜日報》副刊編輯期間,她的第一篇散文《花祭》被楊單樹發現并發表,是楊單樹把她引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梅薩意想不到,詩人楊單樹的文學“小宇宙”在接近60歲之際爆發。梅薩說,這源自詩人楊單樹常年累月的閱讀和思考,正是這種積累自然“溢出”,形成了他文學創作上的爆發之勢。

      梅薩意想不到,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已經灌注了詩人楊單樹自身的哲學思想,呈現了一種超越個人存在的情懷和關注。梅薩認為,詩人楊單樹哲學思想的形成與他扎根康巴這片熱土密不可分。

      談及此,梅薩以朋友的身份講述著她所見證的詩人楊單樹走過的眼淚、鮮血和死亡寫就的精神之路。梅薩說,無數次的“撕裂”、無數次的“粉粹”、無數次的“掙扎” 形成了“楊單樹”式的精神,也鑄就了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

      置身文學沙龍現場的作家和文學愛好者,在梅薩的講述中回望那個年代,仿佛依稀看到:在康巴高原上,詩人的流浪和追尋早已凝成了句句直擊人心的詩行。梅薩在總結自己看到的“四個意想不到”時說,對文學之夢的追尋將永遠在路上。

      作家潘敏經詩人楊單樹發現并一直予以關心和寫作上的指導。今年,潘敏的散文集即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潘敏不僅自己寫作,也希望與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結識交流,因此投資開了一家茶館。而此次文學沙龍活動即在潘敏的茶館舉行。在朗讀了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第一詩章《詩》之《招魂·1·致安徒生》后,潘敏說道:“閱讀這首詩,在經由楊單樹老師從安徒生的著作中重新打撈重要詞句熔鑄而成的詩句之中,我仿佛跨越時空,與大師安徒生進行了一次神交,完成了自己心靈的洗禮。”

      曾擔任過《甘孜日報》副刊《康巴周末》責任編輯的謝輝,17歲時即懷揣著一個文學夢走進康巴高原,直至如今退休,她依然沒有放下這個夢想,她渴望創作卻找不到方向。直到認真閱讀了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后,謝輝發現自己對詩歌的理解已經從“詩言志”“詩為道”的束縛和遮蔽中走了出來。謝輝分享著自己的讀詩體驗:“《時間的舞者》在這樣的時候出現,為我對精神世界的認知照進一道光,讓我打開心靈,迎接廣闊的未知和靈魂的啟示。”  

      自學生時代開始,我州青年詩人夏加就閱讀了不少文學名著,并由此種下了一個文學夢。畢業后,為了圓自己的文學夢,夏加只身去了平均海拔3900多米的色達縣,去尋找自己心靈的詩與遠方。一次偶然的機會,夏加與詩人楊單樹在色達相遇,并由此結下了師生緣分。

      在了解了夏加的夢想和困惑后,詩人楊單樹推薦,夏加拜著名的格薩爾研究專家益邛為師。經過多年的積累,夏家創作完成了以《格薩爾》史詩為藍本以現代詩的形式重新詮釋《格薩爾》史詩的詩集《天子·格薩爾》,由此走上了自己的詩寫之路。

      即使遠在阿壩州,無法參加此次文學沙龍活動,夏加也以錄制視頻的方式,分享著自己閱讀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的感受。他從“強烈的悲劇精神”、“悲天憫人的大愛情懷”切入,并認為通過節制的語言,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完成了悲劇精神和普世精神的提煉。而要抵達這一層次,需要詩人擔責于這個世界的疼痛,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對人的精神世界給與了極大的關照。

      我州作家南澤仁經詩人楊單樹推薦并考調入甘孜日報社工作。其后,在詩人楊單樹的引導下,南澤仁逐漸找到了自己的寫作方向。去年,其散文作品獲得全國青年散文比賽大獎。在朗讀了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第一詩章《詩》之《招魂·142·致顧城》后,南澤仁說道:“詩歌標題所致的那些先哲們,被楊單樹老師一一召喚在一起,一個浩瀚的人類精神的夜空就此點亮了。我捧起我全部的虔誠舉向星空,心靈就清醒,并深刻地走進了詩行之中:豐富與含蓄、高貴與深邃、清澈與柔順,我的思想獲得了很大的空間。”

      徐元恵是我國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畢業生。大學畢業后,原本分配在成都工作。但內心中對康巴高原的熱愛、對以文學的方式書寫這片土地的渴望,讓她放棄了成都的工作,走向了故鄉白玉。

      直至退休,經歷了諸多生活坎坷的徐元恵也未曾放棄心中的文學夢。在50歲那年,徐元恵成為了詩人楊單樹的學生,由此走上了自己的寫作之路。在讀完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之后,從未“萌生”過寫詩之念的徐元恵,卻發現自己居然可以以詩的方式,去創作屬于她自己也屬于腳下這片康巴高原的心靈史詩《天之吻》。

      徐元恵訴說:“在我所看過的書里面,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從死亡出發構建人類的精神大廈的思想、體例和表達是絕無僅有的,給予我的啟示是絕對的。”

      在此次文學沙龍現場,甘孜日報社黨委書記、社長、我州作家洼西彭錯以報人和作家的雙重身份發言。他深刻闡述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期間對廣大文化文藝工作者的講話,并簡要講述了《甘孜日報》副刊作為甘孜州作家的搖籃,為我州文藝事業的發展發揮自己作用的歷程。他表示,今后《甘孜日報》還將舉辦相關活動,把甘孜州文藝創作的人才和新生力量聚集起來,為甘孜州的文藝事業繼續儲備人才,添磚加瓦。

      其后,作為詩人楊單樹的朋友、作家,洼西彭錯講述了自己與詩人楊單樹因文學創作在成都見面,并由此成為了一生的朋友的經歷。至今,洼西彭錯依然記得,他曾和詩人楊單樹一起走進鄉城雪山深處一個廢棄的村落,在月光下,凝視空空的村莊和殘垣斷壁,詩人楊單樹痛苦流涕。談及此,洼西彭錯動情地說:“單樹是我見過的一個‘純粹’的人,幾十年未變,他的詩一如他本人。”

       當晚,參加文學沙龍的作家和文學愛好者還與“當代國際漢語文學大獎”評委會主席、《當代國際漢詩》主編圣童通過微信,進行了語音連線交流。談及中國新詩百年以及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的價值,談及“當代國際漢語文學大獎”的頒發和《當代國際漢詩》,圣童如是說:“從1917年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始終‘慣性地’把西方文化的東西都當成了‘寶貝’,卻把我們自己傳統文化中真正的‘寶貝’給丟掉了。目前,全世界的‘詩學’和‘美學’都不是真正的哲學本質的詩學,全世界的‘美學’也都不是真正的哲學本質的美學。我們把中國傳統文化中哲學本質的詩學和哲學本質的美學丟掉了,并且還把西方的詩藝本質的東西錯譯成了我們具有哲學本質的漢語中的‘詩學’這一術語、把以主觀感受為核心內容的‘審美學’錯譯成了我們具有哲學本質的漢語中的‘美學’這一術語,從而錯誤地把西方的東西給盲目地抬高了。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扭轉這個現象和趨勢,去做對的事情。”

      經由圣童的講述,參加此次文學沙龍的人們不僅從中國新詩百年的視野了解到了“當代國際漢語文學大獎”頒獎的歷史背景,也進一步理解《當代國際漢詩》創刊的理由和“預言性、抗拒性、客觀性、權威性”辦刊方向所蘊含的深刻含義。

      尾聲

      在此次文學沙龍即將結束之際,因身體原因無法到場的詩人楊單樹,通過一段文字,表達了自己對甘孜州文學創作的期待和祝福:“康巴作家群有很強大的創作水準,若能翻過‘四川’之屏障,而走向全國,將大有可觀。為了康巴這片生命與精神熱土和我們的寫作,當一起努力。”


      人物小傳

     致尋夢精神家園的守靈人

    ◎楊單樹

      2017年,我在瀘定小板場完成了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的寫作。這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完成”,讓我重新理解我與康定,與《貢嘎山》之間的聯系。

      我一生最渴望的是成為詩人,但自認為缺乏成為詩人應有的天分。從1990年至2000年,我只寫過7組詩。我曾經認為我不可能再以詩的方式開始我的寫作,我曾經認為這7組詩是我詩歌創作的絕筆。在列美平措及陳光文擔任《貢嘎山》雜志主編期間,這7組詩陸續在《貢嘎山》雜志刊發,給了我巨大的安慰和鼓勵。

      隨著我完成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的寫作,這7組詩經過重寫徹底融入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 演化為這部宏大史詩的第三詩章《舞》。《貢嘎山》雜志刊發的這7組詩遂成為了我詩歌創作的原始記錄和資料,對我個人創作的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

       作為一本文學雜志,或許,《貢嘎山》與作者之間都有著類似的這樣或者那樣的“故事”。我與《貢嘎山》之間的這段情緣也再度打開了我與康定、與雪域康巴的記憶。

       我意識到,講述這些記憶,或許能在今天給尚有情懷和理想又充滿困惑和彷徨的心靈,帶來一些啟示和幫助;或許能通過這些記憶,以更加平靜安寧的心態,來思索康定以及雪域康巴對于今天的人們的意義所在。這也是我曾經傾注心血和情懷,經營《甘孜日報》副刊以及《貢嘎山》的主編和編輯們經營這本文學雜志并為之不斷探索努力的原因所在。

       于是,一些追問就此在我心中到來:如果《貢嘎山》雜志,它創刊的時間不是上世紀80年代,它創刊的地點不是康定;如果聚攏在《貢嘎山》雜志周圍的是另一個群體,這本純文學雜志是否還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模樣?

       我們可以猜測,可以想象,但卻難以給予一個明確的回答。因為這一切無法前定,無法以一個設定好的“劇本”來演繹。然而,當這一切無法前定的因果,成為一種“既定”,一本文學雜志和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一座城、一片土地和一群特定的人,已經必然地聯系在一起。

       2016年,因為身體原因,我已無法繼續在康定生活工作,我不得不離開甘孜日報社,離開康定,退居到瀘定縣甘谷地小板場。離開康定,我也就此告別了我曾經認定的人生歸屬和結局。在此之前,我從未懷疑,無論我遭遇或者經歷什么,我終將老在康定,死在康定,葬在跑馬山,埋在小倫的墳邊,并種上一棵象征愛與永恒的樹。

      康定,是我此生認定的生命的、生活的、生存意義上的家園。康定有山有水,滿足了我心靈深處對于現實家園的山水之夢。在我看來,若以海拔為喻,康定是藏文化的最低,是漢文化的最高;由于處在藏漢文化交匯點,康定由此走向了注定屬于精神追問者渴望的開闊:從康定出發,向著折多山,人心走向和面對的是青藏高原的壯美和高遠;從康定出發,翻過二郎山,人心走向的是平原、大海的開闊。  

      在這種雙向“開闊”中,在包容和愛中,曾經無路可去的我找到了我的心靈在大地上的寄居之所。

      80年代的中國,人心是朝未來和世界敞開的。

      當時,英國作家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美國作家奧尼爾的《天邊外》,是對我們這一代產生過決定性影響的兩部著作。在那個人心向美、人心向夢的年代,朋友們心中都有自己理想中的“塔西提”。

      西沙群島,這個比童話還要遙遠的地方,是我在夢想世界中為自己選定的“塔西提”。1985年,我去西沙群島的計劃宣告破產,緊接著我收到新疆和西藏發來的回絕信。

      對渴望著去天邊外尋找心靈歸屬的我而言,這“回絕”是殘酷的。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個體沒有任何自主選擇工作和去處的自由,對于渴望著自由、渴望著心靈歸屬的靈魂而言,被分配、被自己選中的“天邊外”拒絕,都意味著一次可能永遠的被囚禁和被放逐。

      伴隨著深深的絕望和靈魂的無家可歸之感,伴隨著迷茫和彷徨,1986年夏天,我和劉洵來到了甘孜州理塘縣。理塘是我和劉洵共同喜愛的人之一——詩人倉央嘉措投胎轉世的地方。理塘接納了我們,這對于去“天邊外”尋找心靈歸屬地的我們來說,不是用一個簡單的詞就能概括得了的。

      理塘猶如一道門——未來之門,靈魂之門——她為我們敞開了腳下的人生,同時也為我們敞開了通向人類家園的必由之路。至今,我依然無法解釋,為何我一踏上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處,肉體和精神便不由自主地被莫名的火焰點燃。

      1988年夏天,我從四川電力職業技術學院調到了康定甘孜日報社,我就此走進了康定,走向了雪域康巴。此后,我從康定出發走向了羅柯瑪,走向了我自己選定的一條救贖之路,一條通向天邊外的精神家園的路。

就在我認定羅柯瑪草原是我現實和精神的歸屬之地,并決定埋骨于此的時候,高原以它的高寒拒絕了我的身體,也拒絕了我在此構建自己現實與精神家園的夢想。

      何去何從,再一次成為困擾我心靈的謎題,我再一次成為精神世界的流浪兒。在這一重要的時間節點上,我逐漸否定了去云南香格里拉、以及前往西藏的想法。在無路可去中,我帶著一身困倦回到了康定。

      在康定,甘孜日報社總編輯郭昌平不僅接納了我,還安排我擔任甘孜日報副刊的主編,給了我一個在今天看來非常重要的生存所需的立足之地和平臺。不僅如此,對我辦副刊的種種思考和探索,郭昌平都給予了全力的支持,遂讓甘孜日報副刊呈現出了蓬勃的朝氣。

      在康定,我認識了志瑪。志瑪以藏人與生俱來的善良和包容接納了我,無條件地給予了我一生難忘的愛和關懷,給了我一個家,讓我在精神的流浪之中,得到了極大的慰籍。

     正是在康定,因小倫的死,在20多年的時間里,我背負著對死的追問,在不斷直面靈魂的歷程中,開始醞釀和準備抒情史詩《時間的舞者》的寫作。埋葬小倫的跑馬山早已是我精神世界中的情山、圣山和神山。

     在康定,在近20多年的時間里,我與列美平措,通過《甘孜日報》副刊和《貢嘎山》這兩個平臺,互相發掘推薦年輕作者,將《甘孜日報》副刊和《貢嘎山》共同打造成甘孜州文學愛好者和作家共同的精神家園,許多年輕的作者也就此成長起來,走向了屬于他們的創作之路。

      在這20多年中,在康定,通過《甘孜日報》副刊,通過《貢嘎山》,我與這片土地上一大批有夢想、有情懷的人們都建立起了直接的或者間接的精神和心靈上的聯系。在甘孜州,70、80后的一批寫作者,在精神傳承的意義上,幾乎都是我的學生,而我與其他的寫作者也建立起了亦師亦友的情緣和聯系。

      康定于我的意義不言而喻。

      而當2016年,我因為身體原因不得不離開康定之際,我的絕望可想而知:我兩次選定的現實與精神的家園,皆因為我身體的原因徹底地拒絕了我所有的寄托和夢想。我在雪域康巴遭遇的兩次“拒絕”,也讓我徹底確認了我無家可歸的精神流浪漢的身份。

       然而,即使如此,當我在現實中從海拔3500米以上的草原,逐漸退到海拔2500米、海拔1500米的地方,當我在遷徙中,我的精神世界卻越來越走向純粹、走向寧靜,日益走向對愛的詩性的永恒的絕對存在的叩問,但心卻從未離開雪域康巴;我終于看清,正是康定和雪域康巴這份獨一無二的地理、文化及精神意義上的開闊、包容以及高遠,給我這個始終在尋找、彷徨和遷徙中流浪的心靈提供了一個可以實際行走、可以轉圜的現實的大地和精神意義上不停追問的高遠的天空。

       今天,經歷了彷徨徘徊,當內心流浪的精神處境早已化為精神世界的追問,當我精神世界的版圖在追問中,變得更加開闊,內心日益走向寧靜之際,我越來越相信,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在精神世界的彷徨和困惑中走進康定、走向雪域康巴追尋精神家園的流浪漢。

       在這一確認之中,我漸漸認識到:精神意義上的流浪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胎記和命定,正是精神流浪中的追問和追尋,人類才永遠置身在星光下,站立在大地上,仰望天空,人類才真正能夠言說過去、現在,并期待未來。精神世界的流浪和追問、雪域康巴——它的開闊、包容以及高遠,將是人行走并打開自己心靈的一處無法回避的所在。

      我無法想象,如果1988年我所選擇的不是雪域康巴,而是內蒙古,我將經歷什么,我又將是怎樣的處境?或者,90年代,當我不得不離開羅柯瑪,我沒有選擇留在康定,而是走向了內地,我又將經歷什么,我又是怎樣的狀況?

      薩特說:人必須選擇。

      是的,因選擇你才成為人。因選擇,人才有了確定的人生。因為選擇,你將成為你自己的魂;因為選擇,你當背負一生的命運和遺恨;因為選擇,一個活著的世界在你生前永遠地進入了你的懷念和追憶。你便是在你生命中的這座“活死人”的墓地上漂泊的魂。

      2019年,當《貢嘎山》雜志迎來它生命中的第200期,當列美平措即將退休,當竇零也將于2019年選擇退休,60年代初期出生的甘孜州文化人、作家就此集體謝幕。

      與此同時,伴隨著《甘孜日報》副刊和《貢嘎山》雜志成長起來的70一代和80一代的作家,正繼續在雪域康巴追尋屬于他(她)們的精神家園。

      自格絨追美擔任州文聯常務副主席以來,甘孜州不斷推出新人、新作,康巴作家群正日益引來四方關注的目光;洼西彭錯擔任甘孜日報社社長后,《甘孜日報》及其副刊,在延續辦報傳統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在列美平措退休后,作家雍措和李銘暇將繼續經營《貢嘎山》,《甘孜日報》副刊《康巴周末》也由我的學生唐闖和南澤仁接過衣缽。

      一切似乎都發生了變化,但一切又恍如昨日,不改初衷。在此,我唯有送上深深的祝福,祝福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仍將在雪域康巴追尋精神家園的人們,找到心靈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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