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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與自然的神性演繹

甘孜日報    2019年04月16日

        ◎蔡洞峰

    阿來的作品《山珍三部曲》是當代生態文學中一部優秀的啟示性作品,其中《蘑菇圈》獲得了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發表于《收獲》雜志。這是一本描寫藏區人與自然的書,如同我們意識到的那樣,阿來在這部中篇小說中延續了他一貫的創作風格,通過生態敘事來反思人的精神生態失衡和人性的危機,致力于重建精神圣地。阿來在《序》中寫道:“寫作中,我警惕自己不要寫成奇異的鄉土志,不要因為所設之物是珍貴的食材寫成舌尖上的什么,從而把自己變成一個味覺發達,且找得到一組別致詞匯來形容這些味覺的風雅吃貨。我相信,文學更重要之點在人生況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變的塵世帶給我們的強烈命運之感,在生命的堅韌與情感的深厚。”

    如果從宏觀著眼,我認為阿來的《蘑菇圈》的意義在于以獨特的視角連接了人與自然、文學與生態的關聯,藏地的宗教、民俗、藏民生活與內地形成一定的反差,從而在當代生態文學中獨樹一幟。阿來在《蘑菇圈》中對藏地自然生態的書寫,以及對自然神性的展示,人性的光輝與神圣,給我們對那些被遮蔽的陌生時空里的選擇提供了一份獨特的驚喜。

      一

     阿來是在藏地生活的藏族作家,與當地的自然、民俗融為一體,對那里的歷史與生活了如指掌。《蘑菇圈》是對藏地自然一段歷史的自然記錄,同時也是阿來面臨現代性語境下的自然生態危機困惑的一次寫作:“即便看起來,這個世界還在向著貪婪與罪過滑行,但我還是愿意對人性保持溫暖的向往。”這不是阿來一個人的困惑,自現代社會以來,人類社會無可避免地被轉入現代性進程之中,文學也深度介入其中。在現代性語境下,人與自然的關系被重新審視,在革命意識形態敘事中,人作為主體性存在,自然屬于被征服的對象。而生態主義則消解這種人類中心主義建構,就小說寫作而言,當作家重新敘述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往往是想解構這一主題或“信念”。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的自然生態敘事,不是告訴我們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怎樣”,而是告知我們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應該怎樣”。如果用這樣的句式表達,也即阿來的中篇小說《蘑菇圈》不是告訴我們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怎樣,而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應該怎樣。從歷史的惡中反映出人類的善,這是阿來的《蘑菇圈》:“我愿意寫出生命所經歷的磨難、罪過、悲苦,但我更愿意寫出經歷過這一切后,人性的溫暖。”阿來將歷史涂抹上另一種色彩,或者說是一種隱喻:“盡管那時工作組已經進村了。盡管那時工作組開始宣傳一種新的對待事物的觀念。這種觀念叫做物盡其用,這種觀念叫做不能浪費資源。這種觀念背后還藏著一種更厲害的觀念,新,就是先進;舊,就是落后。”但由此帶來的困惑是:“機村人不明白的是,這些導師一樣的人,為什么會如此沉溺于口腹之樂。有一戶人家統計過,被召到工作組幫忙的斯炯姑娘,端著一只大號搪瓷缸,黃昏時分就來到他們家取牛奶,一個夏天,就有二十次之多。”

       因此,我們不妨說,《蘑菇圈》不是寫“蘑菇與山珍”的小說,而是寫“人”的小說。如果我們追溯到現代文學的傳統,可以發現阿來的《蘑菇圈》有著明顯的譜系,那就是“五四”以后形成的“魯迅傳統”,如同蕭紅的《呼蘭河傳》,魯迅的末莊、魯鎮,以及莫言的東北高密鄉,他們都屬于將一個特定的地域作為參照系的寫作。在這樣的小說文本結構中,“地域性”處于文本的中心地位,人物則屬于“地點”的組成部分。作家阿城曾經這樣說到莫言創作獨特性的形成,他認為莫言《透明的紅蘿卜》《白狗秋千架》等之所以個人化特點鮮明,在于莫言處于共和國的一個“邊緣”:“為什么,因為他在高密,那真的是共和國的一個邊緣,所以他沒受像北京這種系統教育,他后面有一個文化構成是家鄉啊、傳說啊、鬼故事啊,對正統文化的不恭啊,等等這些東西。”這對我理解阿來的創作也頗有啟發,阿來生活在藏區,與中原內地有著不同的地域文化習俗,其文化生成不同于內地作家的生態文本,將自然的神性納入文本中,給讀者不一樣的審美期待。

       從文本內容來看,這部作品以藏區山珍特產蘑菇(松茸)為主線,牽動著不同歷史時期社會價值觀和歷史事件,由此引出時代的變遷和人性善惡之流露。阿來這部小說時間跨度有半個世紀,對藏區風物特產的奇異想象,蘑菇(松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作為一種符號和標簽來考量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性所經歷的歷史變遷。同時,“工作組”與當地藏民的互動,表征了文明與落后,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這種文明與進步在作家看來是可疑的。

      《蘑菇圈》中,代表文明與進步的現代性對機村青年人構成巨大的誘惑:膽巴離開了,桑吉和他的姐姐都到外邊讀書去了。盛產蘑菇的古老的機村處在這個深刻的社會轉型之中。小說沿襲著阿來一貫的對于藏區的“人”的觀照,但是,在閱讀文本中可以發現,“人物”在《蘑菇圈》中已經消隱在“造化萬物”之中,本身淡出而成為“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經典現實主義作品的“環境”描寫是為了塑造“典型人物”的,那么在阿來作品中,人物/環境都是融為一體的。天地——神——人——植物——鳥獸萬物齊一,甚至可以達到相互轉化的地步。“它們就在悠長的布谷鳥叫聲中,從那些草坡邊緣灌木叢的陰涼下破土而出。像是一件尋常事,又像是一種奇跡,這一年的第一種蘑菇,名字喚做羊肚菌的,開始破土而出。那是森林地帶富含營養的疏松潮潤的黑土。土的表面混雜著枯葉、殘枝、草莖、苔蘚。軟軟的羊肚菌消無聲息,頂開了黑土和黑土中那些豐富的混雜物,露出了一只又一只暗褐色的尖頂。布谷鳥也許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鳴叫的,所以,長在機村山坡上的羊肚菌也和整個村子一起,停頓了一下,諦聽了幾聲鳥鳴。掌管生活與時間的神靈按了一下暫停鍵,山坡下,河岸邊,機村那些覆蓋著木瓦或石版的房屋上稀薄的炊煙也停頓下來了。只有一種鳥叫聲充滿的世界是多么安靜呀!”

       可以看出,大地、蘑菇、布谷鳥、神靈與機村的炊煙都是相互關聯,互為主體而融為一體的。這種自然萬物之間互相融合,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例子本身就成為構成小說文本審美特征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有這種觀念,人與自然萬物之間互相依賴、在天災人禍的非常歷史時期,斯炯依靠自然賜予的蘑菇救活自己家人和村民,文本對自然與人性的描寫具有極強的震撼力,獲得一種“神性”,一種因果輪回和天人合一的蒼茫至境。

       二

      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提出了人類要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和平等的心來真正體驗自然、對話自然,接受大自然的饋贈:“到秋天里就掛起了大大的漂亮的野櫻桃,一球球地垂下,像朝四面射去的光芒。它們并不好吃,但為了感謝大自然的緣故,我嘗了嘗它們。”梭羅的敘述建立在生態倫理主義的基礎上,而在阿來的《蘑菇圈》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在最早的蘑菇破土而出時的夜晚,機村人幾乎用一種宗教儀式來品嘗蘑菇,藉此感謝自然的賞賜:“這個夜晚,機村幾乎家家嘗鮮,品嘗這種鮮美嬌嫩的蘑菇。做法也很簡單。用的牛奶烹煮。這個季節,母牛們正在為出生兩三個月的牛犢哺乳,乳房飽滿。沒有脫脂的牛奶那樣濃稠,羊肚菌嬌嫩脆滑,烹煮出來自是超凡的美味。但機村并沒有因此發展出一種關于美味的感官文化迷戀。他們烹煮這一頓新鮮蘑菇,更多的意義,像是贊嘆與感激自然之神豐厚的賞賜。然后,他們幾乎就將這四處破土而出的美味蘑菇遺忘在山間。”。

       因為“生態”主題的出現,所以原本的人與人“階級關系”這一敘事層面被人與自然關系所取代,“生態自然”在《蘑菇圈》里獲得了戰勝“歷史”的地位,甚至所謂的“階級斗爭史”被納入了“生態自然”的論述框架,這之間的駁詰、對話耐人尋味。

       阿來對文學建構社會歷史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文學的知識是相當豐富的,古往今來,文學是在反思社會,但文學只是從審美的文學的角度建構秩序。磚瓦匠是磚瓦匠,他們之外還有建筑師,建筑師是有思想資源的。所以很多時候不能僅僅局限在文學領域里,別的學科思想領域也在解讀社會,他們用自己的方法建構社會秩序。”阿來始終著力表現藏地題材,通過文學連接自然與人文。過往的歷史以及現實的當下。阿來多年來執著于對藏地文化的探究,對民族命運的探索,以及對文學創作語言的創新實踐。

      無容置疑,一個作家的語言與其自身先天稟賦有密切關聯,這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很難討論作家語言風格形成的淵源。但語言的文化特質是在后天創作實踐中逐漸養成的,并在字里行間流露出作家個性特質。《蘑菇圈》的語言,非常類似于《塵埃落定》和《空山》。整部小說中,沒有多少語言的修辭。語言簡潔流暢,毫無辭藻堆砌之感,具有非常明顯的流動性。比如在《蘑菇圈》的開始部分有這樣一句話:“五月、或者六月,某一天,群山間突然就響起了布谷鳥的鳴叫”。句子前遞后接,中間都是動詞名詞勾連,自然流暢,宛如流水。在行云流水的語言敘述中,作者始終在場發言,所有人物的敘述都是作者一人完成,沒有引號。也許,這是阿來獨特的敘述方式,讓文本的內容決定語言的形式。

      從作品的內容來看,《蘑菇圈》所敘述的故事發生地點是一個居住二十多戶人家的藏地小山村。敘事時間跨度非常大,從共和國成立不久的1955年起始,直到21世紀的當下,故事前后的時間跨度超過了半個世紀。作為藏族作家,阿來的作品始終關注著自身的文化民族身份,他的文學作品幾乎都圍繞著藏地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命運遭際問題。

     《蘑菇圈》從生態和倫理的視角來反觀藏地的現代化進程,關注藏地的文化、宗教和人的問題。他的寫作是想呈現一個真實的藏區,以糾偏外界對藏族的誤讀:“不依照一個民族、地域文化本身的樣子來理解它,而用一種想象性的建構來表達就是‘東方主義’。今天在全世界來講,藏族文化是被‘東方主義’通過想象建構的最厲害的。那么我們的文學書寫是順應這樣一種傾向,還是回到文學本體?”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是作家對世界的看法,二是作家通過觀察世界所形成的文化積淀。不管怎么說,阿來非常熟悉藏區的生活,情感的表達很細膩,人物語言性格把握到位,人物刻畫栩栩如生。最根本的是,寫出了歷史的荒謬對藏地自然和人的摧殘。側重展示了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人如何在生存絕望里變形,以及絕望中人性光芒的閃爍,現代生活所帶來的人心的變化和欲望如何侵蝕著邊地遠古的純樸之風,這些,都有血有肉,力透紙背,不是生硬的演繹,而是天然的流動。就像一幅畫,精妙地描述了藏地在現代化進程中自然與人精神的變遷,以松茸這樣的特產作為入口,把一道難忘景觀還原了,給人久久的感動。

      從比較意義而言,我們可以將阿來的《蘑菇圈》歸入“生態小說”和“鄉土小說”類型,或者稱作“鄉土生態小說”,之所以要提出這樣一個概念,因為阿來的文本契合了此類命名:“一是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與一些經濟強國相比,并沒有大面積進入后現代,二是在于一切生態原本都是鄉土的、自然的,即原始生態就是鄉土;”因此,在作家創作意圖中,要凸顯“人與鄉土關系的原初性、自然性和精神性。”要求作家“從狹隘的‘自然’、‘環境’關注,進入深層次的價值考量和批判。”從阿來作品中,其文本內部一般有這樣的模式:生態和諧——外力(權力)強勢侵入——神性消解——人性墮落——自然破壞——生態危機——人與自然關系重構,其所傾向的是對外來政治文化的批判,由此揭示出神性解構下的惡欲膨脹、愚昧無知,從自然生態的破壞關注到人的精神生態,在神性與人性的隱喻觀照中,將歷史的荒謬性在這里落下最濃重的一筆。《蘑菇圈》里的斯烱,從政治荒誕的年代走到當下,經歷了諸多人事的變遷,以一種純粹的生存力量應對著時代的變幻無常。

      小說所講述的圍繞著主人公斯烱發生的那些故事,究其根本,皆屬現代性所賜。而斯烱作為自然神性的守護者,也是出于人性邏輯的本能維護,更突出地體現在她冒著政治風險毅然出手救助落難的吳掌柜的行為之中。所謂道不遠人,斯烱在進入工作組之前,在吳掌柜旅店幫傭。在饑餓時期,早已回到老家的吳掌柜,為了活命,一個人努力掙扎著返回了機村:“我想我只有走到這里才有活路。山上有東西呀!山上有肉呀!飛禽走獸都是啊!還有那么多野菜蘑菇,都是叫人活命的東西呀!”問題在于,返回機村尋找生路的吳掌柜,卻被迫隱藏起來依靠煮野菜和蘑菇維持生命,既缺鹽,也少油。只能求助斯炯給予幫助,在這個時候,從一種本能的人道情懷出發,偷偷地給吳掌柜送去鹽與油,雖然自己家也很窮。雖然說斯烱的救助行為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吳掌柜最終的悲劇命運,但困境中一種心靈慰藉作用的存在卻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實際上,在那個物質異常貧瘠的“革命”歲月里,斯烱一家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憑借著獨屬于她的那個蘑菇圈的滋養方才得以度過困厄的。“為什么人只為活著也要放下罪過。”則揭示了當時歷史政治的荒謬,所有自然生態的危機都是人的精神生態危機。文本中流露出許多藏民族原本的思維習慣與審美特征,包含了許多世界樸素而又深刻的觀點。因此,阿來無形中流露出對藏地自然生態和淳樸民俗的維護和外來強力破壞的憤慨和嘲諷。

     三

     阿來的《蘑菇圈》延續了其一貫的創作路向,就是以一個特定的區域(藏區/機村)來折射出一個時代,阿來在其的幾部小說中致力于揭露權力運作對一個地區自然生態和人文精神生態的摧毀和破壞,同時也成為展現區域民俗的舞臺。但這種固定化的創作模式和對社會的理解,也可能會影響與社會生活的廣泛聯系。

阿來的小說描寫時間跨度很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屬于“過去”和“記憶”的敘述。而“記憶復現的心理過程,是虛構和敘述語言展開的過程,帶有鮮明的人格色彩。記憶是可以淡化和遺失的,而現實生活呈現了創作的廣闊道路。”當然,任何一種個人生活方式都可能成為一種局限,阿來小說創作無疑受到他生活地域和眼界影響,同時也有著西藏民族文化、民族思維和審美特征影響,內心深處流露出對民間藏民族文化的維護和外來破壞的憤怒和嘲諷。

      在《天火》中,機村的圣湖色嫫措中的一對金野鴨使得機村風調雨順,機村人則保證給予金野鴨它們“一片寂靜幽深的綠水青山”。機村人對自然的索取只是做飯煮茶、蓋新房等。而在功利和仇恨為動力的時代,伐木隊來了,導致大片森林消失,森林失火,汪工程師獻上妙計炸湖滅火,導致湖底塌陷,金野鴨受驚飛走……文本結尾以外來漢人救林的名義卻是毀林的事實成為一種外來文化對本地文化的破壞的隱喻。

      《蘑菇圈》中,阿來同樣執著于表達類似的主題,在寫工作組進入機村后,以新觀念來開發自然資源,實則是破壞了當地的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基于這種新思想,滿山的樹木不予砍伐,用去構建社會主義大廈,也是一種無心的罪過。后來,機村的原始森林在十幾年間幾乎被森林工業局建立的一個伐木場砍伐殆盡。”而現代文明使文化地域的神秘性消失殆盡,蘑菇圈本身也代表著一種神秘,最后被外來人發現也成為一種文化寓言,文章結尾處,丹雅的公司利用GPS、攝像機等現代科技工具找到阿媽斯炯的蘑菇圈,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獲取巨額利潤。文章結尾以阿媽斯炯和兒子的對話“兒子啊,我老了我不心傷,只是我的蘑菇圈沒有了。”

       放到阿來創作的漫長譜系中來看,這些小說連同《蘑菇圈》就共同講述著一系列“神性”失效、神性“潰散”的故事,人與神性自然和諧相處的日子一去不復返。從弱式文化的層面展示藏區文化和風情,生存的艱辛和民風的純樸和人性的高貴,從文學的立場來確立生態自然之間的平等,憧憬人文關懷和生態關愛,在這些生態和人文災難背后曲折地樹立一個“焦慮的主體”隱藏在文本的背后,這個主體不斷揭露對自然生態造成的災害的根源與實質,即非人文性的麻木擴張和人性的貪婪、以及資本權力操縱和介入的結果。這是阿來生態小說給人的啟示。療救這種現代性帶來的生態危機在作家看來似乎要重新發現本土文化的活力,藉此糾偏現代性進程中產生的各種弊端,可以說這是后發現代化國家尋找適合自身現代性轉型的一種曲折求索,這種求索在沈從文那種用湘西邊地文化去激活中華文化生機的策略中也已見過。

      阿來在創作《蘑菇圈》時說過:“我相信,文學更重要之點在人生況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變的塵世帶給我們的強烈命運之感,在生命的堅韌與情感的深厚。”從這個角度而言,阿來的文學理想來自對主體性的反省和對人性的美好憧憬,因此阿來在《蘑菇圈》中,將生態問題關注的視域從自然視角“提升到自然生態與精神生態的高度,注視一切生命的自然狀態與精神狀態,在拯救地球與拯救人類靈魂的高度作出審美觀照”,這樣的視角是對生態主題的升華,超越了單純的對現代性進程的批判。所以,正如阿來自己對作家的定位:作為作家,有責任提醒這個社會,真正的進步是所有人共同的進步和發展。也有責任使公眾注意,真正的進步不只是經濟與技術的,更應該是政治與文化的……一個作家,特別是一個后發國家的作家,在贊同并參與社會進步發展的同時,有責任用自己的寫作提醒這個社會,進步與發展,不能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勝利。無論是個人還是文化,都應該被珍視,被“同情的理解”所觀照。

      阿來的《蘑菇圈》就其文本與世界的關系、文本內部構成等方面,尚有較大的文化闡釋空間,有待我們進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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